沙青青：在日本有些人看来，自卫原则是一种“紧箍咒”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沙青青】
“鲁思·本尼迪克特曾写过一本有名的著作《菊与刀》，描写的正是日本历史的特色：‘菊花’与‘刀剑’。大战结束后，这两者之间已经完全失衡。自1945年之后，‘刀剑’被彻底忽略了。我的理想便是重建这种平衡。我会通过我的文学和行动来振兴传统的武士道。”[1]——三岛由纪夫
2013年4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主权恢复仪式”上带领众人高呼三声“天皇陛下万岁”。这在当时，一度成为了中、韩等亚洲国家媒体的关注热点，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极大争议。在二战战败前的日本，三呼“天皇陛下万岁”的行为有着专门称谓，即所谓“万岁三唱”。早在明治十二年（1879年），当时正在如火如荼推动明治维新的日本政府，就发布过《万岁三唱令》。此后，“天皇陛下万岁”的呼号就几乎成为日本帝国臣民在各类场合中都不可或缺的重要仪式。
二战结束后，虽然日本政客们虽会在选举成功等集会场合后高呼“万岁”，但几乎不会再喊出“天皇陛下万岁”这样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口号。若看过当天的新闻录像，便不难发现即便是天皇明仁自己都似乎被这阵突如其来的“万岁”声吓了一跳，面露惊谔尴尬的神色。
事后，在野党批评安倍“万岁三唱”的行为是在政治上利用天皇。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辩解称：这是天皇及皇后退席时“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并没有计划过。[2]无论是有意安排，还是所谓“自然而然”，各方评价安倍此举时，都毫无例外地认为这是在为推动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制造舆论。
关于“修宪”与否的讨论，绝非始于安倍，而是日本战后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不仅是政客们捞取选票政治噱头，更是渗透在各类不同层面、领域的全民社会话题。在诸如小说、电影乃至动漫这样的流行文化中，同样能发现大量作品涉及此类问题的讨论。持不同立场者，都用各自的方式来重新诠释、建构有关战争的记忆。
“我可以傲慢吗？”
1990年5月29日，日本国会众议院正就海湾战争、向海外维和行动派遣自卫队等问题展开讨论。新当选的公明党众议员山口纳津男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向内阁成员质询的机会，当时刚38岁的山口纳津男向防卫厅长官石川要三询问政府防卫政策方向等相关事宜。提问时，他提到了一部当时正在连载的流行漫画《沉默的舰队》，并询问石川要三是否读过此作。[3]（注：防卫厅正式成立于1954年，前身为警察预备队本部。有鉴于担心被外界认为“军国主义复兴”，日本政府长期维持防卫厅的政治地位。2001年，精简中央行政单位时，内阁下属22个省厅合并为12个，原有低于省的二级厅要么归并，要么升级为省，唯有防卫厅维持不变。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组阁后，防卫厅被升级为省，防卫厅长官也就变成了如今的防卫大臣。）
《沉默的舰队》由讲谈社出版，漫画原作共32卷，总销量超过700万册。漫画连载结束后，曾改编为同名动画与游戏。
这部漫画故事的情节发端于日本政府秘密违背宪法与“非核三原则”，在美国的协助下建造一艘先进的核潜艇——“海蝙蝠”号。这个当年看来异想天开的剧情，在如今看来却非常有现实性。在2021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核潜艇问题”却果真成为了候选人们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注：1967年日本政府公开宣布“非核武三原则”即“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任何核武器，并将之立为基本国策。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主张日本拥有核武器地论调。）
而在故事中，“海蝙蝠”号在试航时发生叛乱，舰长海江田四郎宣布以潜艇为国土成立独立国家“大和”。不顾日本政府的要求，美军马上开始围剿该舰，甚至不惜攻击为“大和”提供庇护的海上自卫队。最终，海江田四郎指挥“大和”击败了美国舰队后，宣布要求全世界各国废除核武器并朝联合国所在地纽约驶去。这部充满幻想与日本民族自豪感的军事漫画在日本获得热捧，以至于连国会讨论时都会被提及，被认为是解读国际政治关系的“优良范本”。如果说《沉默的舰队》只是触及日本的国际角色定位以及对美国表达强烈不信任外，那么川口开治的另一部作品《次元舰队》则更露骨地把主题引向了对二战历史的重新评价以及战争记忆的敏感领域。
依照如今的标准，2000年开始连载的《次元舰队》算是一部标准的穿越作品。故事背景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地神盾级巡洋舰“未来”号横跨太平洋，前往南美参加维和任务。途径中途岛海域时遭遇迷雾，然后就稀里糊涂地穿越到了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场，见证了日军舰队遭遇的毁灭性失败。
穿越历史后，“未来”号上的自卫队官兵分裂为两派，一派认为不应干预历史，另一派则希望主动介入战争来改变日本战败的命运。围绕这个矛盾，这艘来自平成年间的现代化军舰开始了在昭和初年与美军的战斗。素有“漫画迷”名声的前首相麻生太朗曾对这部漫画大加赞赏。凭借《沉默的舰队》与《次元舰队》的成功，川口开治本人更是被不少日本右翼分子称为“新时代的三岛由纪夫”。而另一位可与之呼应的右翼漫画家则是小林善纪。
小林善纪作品如《傲慢主义宣言》《战争论》《台湾论》等等，都被视为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坐标，同时也在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销量可观。其中，最知名与流行的作品当属1992年推出的《傲慢主义宣言》。这部堪称漫画版《日本可以说不》的作品，最核心观点就是日本理应变得更傲慢；只有这样，才能让日本摆脱外国意识形态的束缚与外国利益的摆布。每一卷的结尾处，主人公都用小林故乡九州的博多方言，得意洋洋地反问读者：“我可以傲慢吗？”[4]（注：1989年，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与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合作围绕当时日本经济、政治领域的热点问题，撰写发表了《日本可以说不》，竭力鼓吹民族主义，主张日本敢于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势力说不。此书英文版在美国正式出版时，删除了所有盛田昭夫的文章。据说是索尼公司担心，那会影响日本在美国的公共形象。）
小林善纪不仅是一位通过漫画传达右翼史观的作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者”，曾加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委员会，为右翼修正主义史观主导的新历史教科书添砖加瓦。（注：1995年前后，以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右翼学者开始了新一轮修正主义诗学的高潮，以推翻所谓“自虐史观”为目标，公然宣传所谓“大东亚战争合法论”。2000年4月，“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向日本文部省提交并要求进行审定。次年2月，文部省予以审定通过。）小林的右翼民族主义观点是全面排他性的，不仅反对中韩等亚洲国家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批评，同样也视美国为真正的“侵略者”，鼓吹反美主义。在他的漫画中，日本政府领导人都是一群只晓得向外国势力跪地求饶的懦夫，而真正的英雄是那些驾驶战机撞向敌舰的神风特攻队员。
小林宣称：日本媒体和知识界都被左翼占据，他们被“马克思主义和理想主义”所蒙蔽，与日本真正的敌人同榻而眠。战后几十年间，它们热衷于给大众洗脑，让日本人对二战期间日本军人的“英雄行为”感到羞耻和内疚。小林善纪在《傲慢主义宣言》第一卷的结尾处用露骨的语言煽动道：
事实是“大东亚战争”是一首史诗，表达了我们日本精神的所有内涵。我们早期胜利等奇迹，我们可怕而心酸的撤退，这是日本的战争！我们单独和西方作战；我们有义务战斗；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世界的地图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
我可以傲慢一点吗？重评这场战争的日子总会到来，那是人们会发现事实的真相：这是人类最美丽、最残酷、最高贵的战争。让我们向那些英勇的英雄表示感谢。为了我们，他们超越自己。[5]
配合这段文字出现了一副零式战斗机准备撞向美国军舰的画面。而在第二卷结尾处，主人公来到靖国神社参拜并肆意地发表议论：
“我认为自己是有力量的人。我毕竟是个傲慢者。可我能为死者做些什么呢？我必须竭尽全力，以报答他们作出的牺牲。我可以傲慢吗？日本是众神的国家，那些死者的国家。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传统，不能忘记我们从哪儿来的、我们是谁。”[6]
小林善纪的言论与作品代表着当代日本的一股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在政治上，官员们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在军事上，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在文化上，则是努力重构日本人的战争记忆。
2001年7月某天，来自美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约翰·内森目睹了一场《傲慢主义宣言》忠实读者的聚会。聚会结束后，内森采访了一位读者，想了解他为什么会成为小林的粉丝。这位四十多岁、工薪族打扮的日本中年人告诉内森：“他表达了我的想法。我心里一直在慢慢积累的东西，在他的漫画里得到了表达。都说我们以前坏，这一点我无法接受。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亮点和阴影。我希望小泉去参拜靖国神社。”而另一个穿着自卫队制服的读者，则回答：“他给了我们作为日本人的信心，这一点我很喜欢。”[7]
虽不能说这种思想已成为当代日本社会的主流，但持相似观点者越来越多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不无担忧地表示：“我担心现在的日本民族主义会变大狂热。民族主义失去历史的自觉和方向是相当恐怖的……到那个时候，对日本的外交会只有一种声音，即称日本外交过于软弱，是‘跪在地上搞外交’。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8]
三岛由纪夫的“二二六”
1970年11月25日，作家三岛由纪夫带领由自己创建准民兵组织“盾会”的成员，闯入了位于东京市谷驻屯地的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以“献宝刀鉴赏”为名骗出了总监益田兼利陆将会面，在办公室将其绑架并扣为人质。（注：陆将为自卫队的军衔，大致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中将军衔，之下为“将补”，即少将。）
随后，45岁的三岛由纪夫穿着自己设计的“盾会”制服，站在总监办公室外的阳台上对着八百多名闻讯赶来的自卫队员发表演说，号召自卫队跟他一道发动“起义”，推翻日本政府，废除战后制定的宪法，建立真正的天皇制国家：
“你们好好听一听！静一静！请安静！请听我讲！一个男人正在赌上生命和你们讲话，好吗！现在各位日本人，如果在这里不站出来的话，自卫队如果不在此时挺身而出的话，宪法就不可能改变的。各位只会永远地、仅仅成为美国人的军队而已啊！
我已经等了四年了！等自卫队挺身而出的日子……已经等了四年了……我再等……最后的三十分钟。各位是武士吧？！如果是武士的话，为何要保护将自己否定的宪法呢？！为何要为了将各位否定的宪法，向着将各位否定的宪法低头呢？！只要这宪法还在，各位是永远无法得到救赎的啊！”
听着三岛由纪夫慷慨激昂表演的自卫队员面面相觑，用一种疑惑的眼光望着手舞足蹈的大作家，甚至有人爆发出笑声，如同是在看一出滑稽戏。面对如此反应的自卫队员，三岛大失所望，退回了总监办公室，依照日本武士传统进行了切腹。这一幕几乎是他于1966年自导自演电影《忧国》的现实重现。在这部电影中，三岛扮演的陆军中尉因未能追随战友参加“二二六事件”而选择切腹自杀。仅仅四年后，三岛在自卫队基地重演了这一幕。
实际上，三岛由纪夫对“二二六事件”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向往。1960年“安保斗争”渐渐平息后，他就写了短篇小说《忧国》。三岛本人对这篇短篇小说评价极高，称其代表了“我写作中最好的特点”，甚至可以代表他所有的文学作品。（注：1959年，美国与日本开始就修改《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展开协商，新版条约加入集体自卫权等极具争议的条款。当时日本国内左翼群众与团体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1960年5月，占据众议院多数的自民党强行通过了该条约。条约通过后，时任首相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公）也宣布内阁总辞。）
这篇小说中对切腹过程的细致描写，充满了三岛式的唯美笔调：
“献血流淌得到处都是。中尉跪坐着、侵染在自己的血泊中，现在，他蜷曲身子的坐姿似乎是漫不经心的，一只手轻垂在地板上。房间里充满了生生的血味。众位垂着头、再次呕吐起来，这几乎只能从他耸动的肩膀的动作中看得出来。胁差的刀锋现在已被汹涌而出的肠子推了回来，刀头完全展露出来，但仍然紧紧握在中尉的右手中。中尉聚集最后、所有的力气，猛的抬起头，扳正了角度；实在很难想象会有比此时的中尉更英雄的形象了。”[9]
在《忧国》出版后，三岛由纪夫又以“二二六”为主题创作了两部作品，分别是舞台剧《十日菊》与文体上很难归类的《英灵之歌》。他自己曾将《忧国》、《十日菊》和《英灵之声》称为“‘二二六’三部曲”。为次，三岛还专门阐述自己的创作动机并抒发他对“日本精神”与“天皇制度”的美学向往：
“当‘二二六事件’以失败告终时，必定有伟大的神性也随之死亡了。当时我只有11岁，是最敏感的年龄，感到了神的死亡带有某种恐怖无比的残酷性，而这与我11岁那年的直觉偏偏联系起来，我能凭这直觉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他们（叛军）的纯净、勇敢、青春和死亡都令他们名副其实地成为神话般的英雄人物；而他们的失败和死亡则又令这些军人成为这个现实世界里的真正的英雄……
昭和时代被战败分为两个时期，像我这样经历过战前和战后时代的人是中无法摆脱一种强烈冲动：要找到真正的历史连贯性以及这种一致性的理论基础。不管是不是对于作家，这种冲动都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天皇本人宣读的《人间宣言》远远比限定“天皇只是国家象征”的新宪法更重要。我就被迫走到不得不描写“二二六事件”之阴影的境地；于是，我提笔写了《英灵之声》。看起来，要在这样的语境中提及‘美学’似乎有点怪异。但是我突然明白，我的美学确实有坚实的、磐石般的基础，那便是——天皇制度。”[10]
在另一次接受《每日周刊》记者采访时，三岛由纪夫进一步阐述过他对“二二六事件”的感想：
“我支持那些年轻军官，这是无需多说的，虽然他们被称为叛军。为次，对于那些公然谴责他们是叛军的始作俑者，我是相当愤恨的。年轻军官们的所作所为很可能带来昭和维新、昭和复国，那都时基于拯救国家信仰的行动。但是它们却被称为叛乱者，就因为围绕在天皇身旁的那些怯懦无能、整天哭哭啼啼、胆小而又迂腐的庸臣陷害了他们。结果就是，天皇也需为此负责，因为他接受了这种说法。天皇理应尽其所能，向那些坟墓中的死者传达神旨，恢复他们被剥夺的光荣，终止对他们的不敬。”[11]
三岛由纪夫（1925-1970）[12]
在阳台向自卫队发表演说的三岛由纪夫 资料来源：Nationaal Archief, ANP scans (ANP 222)
切腹时，三岛头上绑着“七生报国”的头带，手握短刀自行切腹。他的追随者、盾会成员随即依照切腹传统拔刀为其介错（即斩首）。然而，不同于《忧国》中对切腹唯美主义的悲壮描写，三岛由纪夫自己切腹自杀的过程则近乎一场残酷的闹剧。三岛的追随者们连砍三次皆未能斩断其头颅，巨痛难忍的三岛倒在血泊上低吼“再砍！用力再砍！”第四次介错时才终于成功。（注：“七生报国”出典自日本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凑川之战。是役，后醍醐天皇与足利尊氏的决战，天皇军大将楠木正成拒绝招降自杀。死前，楠木正成的遗言“我愿七生转世报效国家”也就成了所谓“七生报国”的由来。二战期间，“七生报国”成了日军知名的口号之一，也是神风特攻队的训令。）
在发动这次的劫持与自杀行动前夕，三岛曾对友人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走上舞台，期待着观众会流泪，可是相反，他们会爆发出阵阵笑声。”[13]当他在市谷基地向年轻的自卫队员慷慨陈词时，所发生的恰恰就是这么一幕。
与三岛由纪夫私交甚密的英国记者斯托克斯曾猜想过三岛采取这出行动并自杀的真正动机。他认为：三岛用一种近乎自我催眠的方式，迫使自己相信这种不可思议的剧本真的能够付诸实施。然而，三岛内心深处明白他对自卫队的演说不过是一通废话。三岛的终极目标就是寻死，劫持自卫队将领、煽动自卫队叛乱不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以便使寻死的过程充满戏剧张力。三岛心目中的理想范本是1876年“神风连之乱”，当时反对“废刀令”的武士手持武士刀袭击了明治政府军在熊本的营地。[14]
至于三岛心心念念的天皇制度则是一种超越左右翼思潮，也不同于军国主义的古怪存在。在他看来，源自西方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玷污了更为神圣的天皇制度。用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我生命的前二十年，民族主义是由非自然的、极端严苛拘谨的军国主义者所控制的。而过去的二十年里，和平主义思想成为了武士道精神的桎梏。”[15]言下之意，三岛似乎是想创造一种符合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新军国主义意识形态，而非照搬西方国家的陌生概念。同时，他将战后日本的和平状态视为一种背离传统日本精神的“伪善”与“假象”。
三岛由纪夫在自杀前发表演说的同时，还曾朝围观人群撒印着所谓“檄文”的传单。在传单的结尾处，他写道：“有没有挺身去拼死反对这部抽去骨骼的宪法的人？如果有，那么就从现在开始一起奋起反抗，一起赴死吧。我们这些拥有至纯灵魂的人，怀着唤醒男子汉和真正武士道精神的热切期望采取此次行动的。”文中“一起赴死吧”这句话，三岛还特意选择昭和早期的旧假名写法，向“二二六事件”致敬的意思显而易见。
三岛的这个观点影响了相当多当世及后世的日本文艺工作者，即便是在动漫领域亦不例外。除了小林善纪以及顶着“新时代的三岛由纪夫”名号的川口开治等人外，动画导演押井守在他的《机动警察 The Movie II》中，再一次通过对“二二六”类事件的重新演绎来探究“和平假象”背后的日本社会真相。
押井守的“二二六”
1993年8月，知名动画导演押井守的《机动警察 The Movie II》正式上映，这是《机动警察》系列动漫作品的最新一作电影版作品。当年的观众们原本以为这会是一部以机器人大战为主题的动作电影，结果在电影院遭遇了一部二十多年来政治意味最浓重的动画电影。对照近年来日本政治之微妙，此片所隐含意义显得更为突出和值得探究。
影片初时，一支自卫队小队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在东南亚某国执行维和行动。但是在行动过程中遭遇了一支敌意武装部队的袭击。碍于自卫队的“自卫原则”，现场指挥官拓植行人禁止部下向对方开火反击，坚持要等到加拿大的支援部队赶到再做应对。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整支自卫队小队几乎遭到了全歼。万般无奈之下，拓植行人最后只得开火，但其座机还是遭到了被击毁的厄运。
对“自卫原则”的认同是战后日本政治与和平宪法最根本的基础之一。然而，在当代日本人眼中，所谓“自卫”的界定也是最难以确定和掌握的。在川口开治的《沉默的舰队》中也有着与之类似的桥段，书中描写的是美国舰队怀疑日本海上自卫队暗中策划与援助叛乱的核潜艇“大和”，于是对日本自卫队发动了攻击。日舰队指挥官随之也陷入了自卫原则的困惑中，只能充满矛盾地命令各舰不得攻击美舰，结果导致重大伤亡。
在这两部作品中，自卫原则都似乎变成了一种“紧箍咒”般的约束，不合时宜地套在日本人身上，以至于不得不束手待毙。而这也是如今日本要求废除宪法第九条最直接的原因。这种努力的目标不言自明，便是让日本成为一个能够名正言顺使用武装力量的国家，所谓“国家正常化”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此而言的。
电影之后的故事突然从一片狼藉的战场转到了几年后的东京。东京湾的一座大桥由于不明爆炸而被摧毁，随后又接连发生了多起涉及自卫队的突发事件，一系列的混乱把东京的局势搅得一团糟，各方谣言四起。一切的幕后主使很有可能就是几年前在东南亚某国执行维和任务后就一直失踪的拓植行人。最后，政府下令把自卫队调入东京首都圈驻守各个关键部门，负责应付可能发生的恶性事件。而作为东京都唯一拥有机器人的警察部队，特车二课也被卷入其中。两位队长后藤喜一和南云忍成为阻止军事政变成功的最后力量，整个故事由此展开。
乍听起来，影片中的故事似乎过于天马行空，但如果联系到日本近代以来“下克上”的政变传统，这些似乎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例如1970年11月作家三岛由纪夫号召自卫队以天皇的名义追随他所发动的“起义”。在失败后，他剖腹自杀。虽然整个事件以闹剧的形式开场与收场，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三岛由纪夫希望以虚幻的所谓“日本精神”来重建战后的日本。但是他或许也明白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日本精神”未必就是一种实体，这种精神可能就是虚构的。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美学观念，进而不惜为虚构之物献身。片中拓植行人策划近乎叛乱的行动，其实际动机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而本片导演押井守所做的就是在这部动画电影中，以自己的形式去演绎新时代另一个版本“二二六事件”的故事。
押井守（1951-）[16]
享誉世界的动画导演宫崎骏曾如此评价此片，“这部电影恐怕不仅仅是关于日本自卫队的问题。应该也包括了对东京都的思考以及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对此，押井守也并不讳言他的创作动机，即“有些政治上的看法，我觉得有必要尽快表达出来。”
而押井守究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作为一位少年时代积极投身各类左翼社会运动的问题学生，押井守显然对三岛由纪夫新右翼的思想并不认同。他既不想恢复战前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对复兴所谓传统日本精神的理念存疑。诚然，押井守这部电影所触及的主题敏感而又复杂，即日本军事力量的地位问题、日本自我定位的困惑以及所谓“和平假相”。[17]
虽然，日本一直在尝试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反对的压力依然是极为巨大的。在片中，自卫队的尴尬很好地反映了这点，一方面努力想成为一种国际间的军事存在，但另一方面却受到一种心理和舆论上的巨大束缚。由此，押井守或许想展现出战后的日本社会是如何的脆弱与不稳定，任何愚蠢的盲动都会招来灾难性的后果。看似远离日常生活的军事主义，随时都可能以某种形式介入社会。
曾在野村证券从业多年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埃兹拉蒂十分尖锐地指出：日本在文化上有一种不确定性。这种鲜明的特征主要是源自日本人对于团体而非个人的强调，以及必须感到团体中每个成员都应该为一个更大更崇高的目标而努力。[18]若用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的话来讲就是“日本缺乏思想的坐标轴”。[19]对于战后的日本来说，三岛由纪夫所言“日本精神”的丧失，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战后的日本丧失一种能够使全民为之奋斗的目标。
其实这种状况对于日本来说并不陌生，在近代的历史上也曾遭遇过。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目标便是赶上西方。这在日俄战争后得到了实现。宏伟的夙愿得到了实现，日本的团体文化也就失去了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20年代，对于日本而言是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的转折时期，即是转向民主主义道路还是转向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关键时刻。那些自封为“爱国者”的下级军官们声称要让日本恢复“一种新的目标感”，他们在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中找到了他们所谓的方向感和目标。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甚至赶上乃至超越了西方。同时跟前次一样，日本再次面临寻找新的共同目标的巨大压力。
在押井守的电影中，特车二课第二小队队长后藤喜一和陆军自卫队特别调查员荒川茂树的对话，很大程度上也反应出了当今日本两种思潮的分歧。这两种思潮各自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向。后藤并非没有反省战后发展的自觉，但他却不愿意更多涉及这种动摇现实生活的思考，因为这很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对现状的全盘否定。如今日本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们反对宪法的一大理由便是：宪法是美国人强加给日本的，日本需要一部真正由自己制定的宪法。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对侵略历史的反省已成为使日本难以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精神枷锁。恐怕这也就是荒川口中所谓“罪恶的和平”或右翼口中“和平的假象”的真意。于是，民族主义者们立足于此喊出了“日本的问题日本自己解决的口号！”
在这种逻辑之下，激进者希望通过一次“二二六”式的军事政变来传播他们的政治理念，也就不再是天方夜谭。或许这也是押井守所担忧的地方。
机动警察 The Movie II》DVD版封面。陆上自卫队90式坦克与东京都政府大楼被置于一处，暗示了本片的主题与政治隐喻。
往何处去
1989年，就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前夕，盛田昭夫与石原慎太郎一道写了那本“声名远扬”的《日本可以说不》。仅仅一年后，东京交易所的市值在四天之内狂跌48%，随之而来的是天价房产的破灭，“日本第一”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伴随着经济神话的破灭，新一轮的右翼民族主义诉求逐渐抬头。1998年吹捧日本总理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不仅公开上映，甚至还大受欢迎。十余年后，《永远的0》之类的作品成为流行。这些都是日本新民族主义崛起的一个例证。
对所谓“正常国家”的追求似乎逐渐成为日本新的团体目标。在具体方式上，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旧皇国时代的怀念，因为那时的日本在政治上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以至于可以和西方分庭抗礼。其二则是通过文化上的想象来憧憬未来可能的“正常国家状态”，亦如川口开治和小林善纪等人的作品所描绘的那样。
英语世界最知名的日本研究者约翰·内森把大江健三郎和石原慎太郎比喻成日本可能迈向的两个方向：“离开一个，偶遇另一个，却让我感到在矛盾的两端来回，而这种矛盾仍将继续困扰着当代的日本生活。”[20]而在押井守的故事里，后藤和荒川则成为了两者的化身。至于拓植行人，本质上他和荒川是站在一起的，只是他更加极端和激进乃至不惜发动武装政变。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之前，日本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数十年后的日本，终究迎来另一次抉择。
对于这个抉择，押井守在片中并没有直接回答。如前文所提到的，押井守保持了一个相当中立的态度。影片中当东京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全副武装自卫队进入了都市。在黑沉沉的夜幕中，自卫队的坦克与军车在通往首都圈的高速路上排起了漫长的队列，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东京的大街上机械地行军，直升机频繁地盘旋于城市的上空。至于市民们，或不满、或吃惊、或兴奋、或熟视无睹、或漠不关心。
而自卫队的士兵们站在东京繁荣的街道，面对灯红酒绿的霓虹，瞅着林立的高大建筑群，他们自己似乎也觉得错站在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的确，对于远离战争的平民乃至军人来说，“和平”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如同空气一般合理地存在于人们周围以至于让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存在。直到炸弹真的掉下来，人们才往往相信有炸弹。片中一连串大规模的不明袭击事件，几乎把日本推到了战争的边缘。直到那一刻，人们才发现战后日本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和平”原来竟如此脆弱。
押井守在这里处理的手法很巧妙，他既没有批评自卫队的介入，也没有否认出动自卫队情况的必要性，而是讽刺批判了当局拙劣的处理手法。政治家在和平时期的重要性犹胜战时中的军人，在押井守看来在现今的日本则尽是些软弱无能的政客。基于此，押井守在影片中把自卫队推入了东京这个城市之中，然后试图告诉日本民众：这就是活生生的军国主义啊！战后日本离军国主义就只有一步之遥！
巧合的是，电影中的这一片段竟然在2000年9月在现实中得到了重现。2000年9月3日，东京都举行了日本战后最大的军事救灾演习——“东京大拯救2000”（ビッグレスキュー東京2000）。虽然是所谓救灾演习，但是在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安排下动员了18000名警察以及多达7100名自卫队员。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救灾演习中，陆上自卫队的坦克、装甲车以及武装直升机都统统开进了东京闹市区。这一幕几乎就和押井守电影里的场景一摸一样。于是，所谓救灾演习似乎更像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军事游戏。这次演习更成为了战后日本军事力量在城市中最具震撼性的一次展示。当时就有评论家形容：演习中石原慎太郎志得意满的表情，几乎和当年三岛由纪夫一模一样。
《机动警察 The Movie II》中驶入东京市区的自卫队坦克
“东京大拯救2000”演习中，驶入东京银座的自卫队装甲车。 资料来源：「有事法制:討論と報告 有事法制の危険性とデタラメ」（第7号 2002/05/26）,
http://www.jca.apc.org/stopUSwar/Japanmilitarism/yuji\_review7.htm。
在影片接近结尾的时候，荒川告诉后藤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阻止拓植行人的叛乱。因为美国政府已经照会日本政府：若再不能控制事态，驻日美军将进行干预，而第7舰队主力已经起锚驶向东京湾。这无疑反映出一种隐藏于当代日本人内心更深层的忧虑即对美国的不信任以及对自身独立地位的不自信乃至怀疑。在川口开治的《沉默的舰队》中，这也是贯彻始终的主题。这种交织着不信任、不自信的疑惑感，也成为推动日本继续追求“独立自主”地位的原动力。然而，这些情节和三岛由纪夫的“日本精神”一样，孜孜以求的“独立自主”也是显得如此虚幻。
当代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们叫嚷着成为“正常国家”，谋求“国家真正独立”时，似乎都没有深入考虑过“什么样的独立才是真正的独立”。让日本成为战前那样的军国主义国家，就是实现所谓“独立”吗？对这个问题，晚年的竹内好有过反省：战前日本把所谓“富国强兵”作为最高理想，“日本成了东洋惟一的‘独立国家’。至少在梦醒之前，日本人就是这么想的。然而，梦醒之后发现，这是何等虚幻而可怜的梦想！”[21]他转而认为问题的核心不是在于形式和表面上的国家独立，而是在于独立的主权是否能被用来实现国家的理想。
约翰·内森曾把大江健三郎和石原慎太郎比喻成未来日本可能面临的两个发展方向，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也认为日本战后的体制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一个决定何去何从的分水岭。至于押井守本人的态度则显得比较悲观。2002年一部以《机动警察》花絮故事为主题的外传短片在日本推出。押井守为这部走搞笑路线外传选择了一首风格独特的主题歌，歌手用可爱软萌嗓音唱出的却是这样的歌词：
“……诱导式侦讯，滥用职权，权力和秩序，金属弹头，即使做过头，也是正当防卫。逮捕、拘提，悄悄释放，适用宪法第9条，结果两人全都遭传讯，司法解剖，无期徒刑。”
再回到1993年的那部《机动警察 The Movie II》影片的最后，在幕后主使柘植行人被特车二课逮捕后，有人好奇地问这位主谋：“为什么发动这一连串攻击行动，让全国陷入战争般的混乱，是为了什么目的？那么多人为此而死去，你不觉得你该去自杀吗？”柘植行人面无表情淡淡地说了一句全片最发人深省的话，“只是为了看到这个城市的未来而已。”
文献注释：
1. 转引自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著，于是译：《美与暴裂：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页。
2.「主権回復式典の万歳三唱」，『日本経済新聞』，2013/4/30,
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S3001L_Q3A430C1EB1000/。
3.「第118回国会 内閣委員会 第7号 平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火曜日）」，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
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yugiin/118/0020/11805290020007a.html。
4. 约翰·内森著，周小进、胡应坚译校：《无约束的日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19页。
5. 转引自约翰·内森著，周小进、胡应坚译校：《无约束的日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4页。
6. 转引自约翰·内森著，周小进、胡应坚译校：《无约束的日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7. 约翰·内森著，周小进、胡应坚译校：《无约束的日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129页。
8. 保阪正康著，冯玮、陆旭译：《昭和时代见证录（1926-1989）：不可忘却的见证者》，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94-95页。
9. 转引自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著，于是译：《美与暴裂：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10. 转引自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著，于是译：《美与暴裂：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342页。
11. 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著，于是译：《美与暴裂：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
12. 三岛由纪夫可能是20世纪日本文坛最具争议的角色。一方面他是战后日本文学的领军人物，曾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另一方面又是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并希望将传统武士道精神与他个人的美学观念合二为一。20世纪60年代后，三岛开始积极投身各类政治运动，甚至组建私人准军事社团“盾会”，主张废除和平宪法，重新组建日本的武装力量并以武士道精神指导之。生前与前东京都知事，当时还只是文艺青年的石原慎太郎相熟，曾称赞石原1955年出版的处女作《太阳的季节》为“震撼人心的战后小说”。在上演自杀闹剧前，三岛与日本政界、自卫队高层均保持密切往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可以借用自卫队的资源来训练自己的私人社团“盾会”。事后，时任首相佐藤荣作把三岛称为“疯子”，却对他在政界的深厚人脉只字不提。
13. 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著，于是译：《美与暴裂：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
14. 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著，于是译：《美与暴裂：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286页。
15. 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著，于是译：《美与暴裂：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页。
16. 在日本动画界，押井守无疑是一个异类。他的作品常以晦涩的思想、冲击力极强的镜头与诡异的气氛而闻名。代表作有《福星小子》《天使之卵》《机动警察》《阿瓦隆》《空中杀手》以及影响了无数科幻作品的《攻壳机动队》系列电影。曾有名言“我的电影有一万名观众就够了”。与宫崎骏亦师亦友，彼此也是辛辣的批判者。他的女婿是日本新生代推理小说家乙一。
17. 押井守『Tokyo War』，エンターブレイン，2005年。
18. 米尔顿·埃兹拉蒂著，沈建译：《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19. 丸山真男著，区建英、刘岳兵译：《日本的思想》，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页。
20. 约翰·内森著，周小进、胡应坚译校：《无约束的日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
21.《国家的独立和理想》，竹内好著，孙歌编，李东冰、赵京华、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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